一般认为，高速城市化过程中，外部安排的经济发展计划往往与村民的利益相矛盾，加上地方政府腐败等问题，使得城市化村庄的村民不能获得良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，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。但是，中国的城市化仍在以惊人的速度进行，并且没有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本文基于对广州市萝岗区（现黄埔区）地方政府日常管理实践的长期跟踪研究，探索了中国地方政府对快速城市化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方法。 地方政府通过社会福利供给、股份制改革、基层组织选举干预等措施，实现了对城市化村庄的有效治理。将国家支持的福利系统引入村庄，缓解了村民对征地的抵抗。

地方政府通过设置自留建设用地（自留建设用地可以合法的用于非农业用途，例如办公、工厂、仓储等）使村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，并以集体资产收入为基础向村民提供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。不过，在这个过程中，集体资产管理和集体收益分配又成为村民和村干部冲突的来源，例如村干部贪污腐败、外嫁女被取消股权等。正因为村民不信任村干部，使得地方政府更有权威并有机会介入村庄治理。并使村民乐意接受国家介入村庄治理。通过股份制改革，将地方政府监督指导和村民（股东）监督结合，对村干部形成有效激励和约束；通过对村党委会选举的控制，间接实现对居民委员会和股份合作社的干预，并给村民传递更民主和公平的感觉。 

在村集体利益分享和村干部权利约束共同作用下，地方政府成功介入到了村庄公共事务中，并实现了对村庄的有效治理。然而，在宗族势力大的地区，如何避免强势宗族对少数村民利益的侵害？如何在政府干预和村民自治中找到平衡点？这些仍然是需要关注的问题。此外，城市化村庄的村民因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而“衣食不愁”，但是如果遭遇经济下行或产业衰败，进而集体资产收益骤减，这些村民的福利和收入如何保障？这类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