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来，澳大利亚的乡村社区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，包括贸易条件恶化、干旱、低生育率问题以及联邦和州政府的支持减少。虽然这些问题不是澳大利亚独有的，但由于内陆地区面积大和社区之间严重隔离，这些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。在过去的几年里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试图通过包括农业政策和社会福利措施并行的“乡村发展双轨策略”来解决这个问题。然而，也许是由于当代乡村地区农业霸主地位的下降，人们越来越意识到，澳大利亚乡村发展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农业问题。因此，澳大利亚目前的乡村发展战略已经转变了重点，提出了自助和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理念。它的目的是“赋权”个人，保护自己不受政府干预强制结构的影响。作者从赋权的角度出发，讨论了昆士兰政府和专家关于乡村社区发展的论述，并得出结论认为，这些战略表明了高级自由主义试图通过社区进行赋权治理。 

在这种情况下，赋权被定义为一个提高个人企业家素质的过程，使其能够独立行动，而不受任何限制行动的结构性限制。赋权关键在于培养个人的内在能力，内化社区文化。那些采用这种观点的社区发展实践者，只是在支持已有的信念，即全球化是一种自然的、不可避免的现象。而赋能更像是一种政府技术，在赋能的言论下，以符合政府控制的方式改变个人的态度和行为。 

文章显示，澳大利亚的治理方式与英国和欧洲大致相同。乡村地区的人们已经被赋予了解决自身问题的权利，目前乡村社区发展的结构调整模式需要自治。但是，与英国不同，澳大利亚的乡村发展仍然缺乏持续、全面的政策。 

对于那些主张发展乡村自主行动的人来说，乡村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它的赋权潜力。社区发展的起点是个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社区之间的潜在联系。一个强大的、有凝聚力的邻里关系，其成员必须认识到他们的共同身份和共同命运，并愿意为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努力，这被认为是澳大利亚乡村复兴的关键。研究人员常常把社区发展称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步，这也是当今大力提倡的自下而上的可持续发展方式的关键。